关于新华文摘

新华文摘还是在我小学时候翻桌柜的时候翻出来的(爷爷的遗产),隔三差五的翻过一些。现在想想来文摘是难得的一些爱看的杂志。今又想起来,去X宝的搜索一下,还有不少出售的。不过再想看,只能再买了。 这里搜索到一点关于文摘的资料: [你所不了解的《新华文摘》]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1-09/03/nw.D110000gmrb_20110903_1-06.htm)

李 朱 《 光明日报 》( 2011年09月03日 06 版)

  2004年1月,《新华文摘》在创办25周年之际,正式由月刊改版为半月刊。在那之前的2003年8月,《新华文摘》以封面要目的形式全文转载了我采访中国社科院博导的部分问卷调查结果——《哪些书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导》,而在改版半年之后的2004年7月,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来到新华文摘杂志社报到,成为编辑部的一员,正式开始了我的职场生涯。可以说,在那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从《新华文摘》的一个忠实读者变成一个作者、进而又转变为一位编者。

如今,屈指算来,我到新华文摘杂志社工作已经7年有余了,我所负责的“管理学”和“学术动态”两个栏目精选精编的文章也有800余篇了。我不止一次地追问自己,能到这样举足轻重的权威杂志社工作,是不是我的幸运呢?是不是该写下点什么呢?脑海中一直盘旋的想法,就是从一个“内部人”的角度,写一篇关于《新华文摘》杂志的故事性文章。可以说,过去的7年中,我一直在查找与《新华文摘》相关的历史资料,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读到的涉及山东解放区《新华文摘》的资料越来越多,这种想写作的冲动是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夜不能寐。起身来到阳台,看看能不能让自己的思绪清晰一些,此时此刻,我抬头仰望天空中高悬的明月,发现自己的内心是那么的平静,又是那么的激动,竟然不顾一天的疲惫,转身回屋,开始书写我心中早已烂熟的、而对大家来说又很陌生的诸多故事。

《新华文摘》并不隶属于新华社

2004年7月13日,是我永远都难以忘记的日子,因为那天,我到新华文摘杂志社正式报到。当时,尽管已经到了新华文摘杂志社工作,我还是坚持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听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讲座。某次讲座结束之后,我跟主讲的经济学家说,“我已经到新华文摘杂志社工作了。”他接道,“那很好呀,新华社是大单位,很不错的工作嘛。”直到现在,我都不止几十次地听到包括不少省部级领导在内的专家人士都说新华社办的《新华文摘》就是好,他们都看了10多年、乃至20多年了。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尽管《新华文摘》的刊名中确实是有“新华”这两个字,但她并不隶属于新华社,而是人民出版社的品牌刊物。

初来乍到之时,我也只是知道《新华文摘》是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一份综合性、学术性、资料性的权威刊物,在党政机关、科研系统、高校系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但是,再具体的情况,我就知之甚少了。不过幸好的是,《新华文摘》和《读书》这两本知识界代表性刊物的共同创始人范用老先生,在2005年撰写了一篇文章,为我解开了部分谜底。在《从〈新华文萃〉到〈新华文摘〉》这篇文章中,他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创办《新华文摘》杂志时的原始情况。如今,范老已经作古,更让我感慨万千。

据范用老介绍,1937年,还在上小学的他,在图书馆看到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月报》杂志,给了他很多启发。这就导致了他在六十年代产生办一个供阅读的文摘杂志的念头,也就有了1962年的《新华文萃》试刊号,也才有了今天广为人知的《新华文摘》。当时的《新华文萃》试刊号借鉴了《月报》杂志的思路,也分政治、经济、学术、文艺、美术、作品、读书与出版、学术论文摘要、报刊文章篇目辑览、科学文化之窗等栏目。在试刊号没有被正式批准出版的情况下,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拿走了一本,还说带回去放在主席桌上,主席也许有兴趣翻翻。

1979年,在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范用老的大力支持下,人民出版社开始正式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本大型综合性学术文摘刊物——《新华月报》(文摘版),1981年更名为《新华文摘》。直到今天,《新华文摘》的主办单位依然是人民出版社,主要的发行渠道也还是邮局。这大概就是我们杂志的最初历史了。

山东解放区曾有过《新华文摘》

在试图了解《新华文摘》的发展历史而查找相关文献资料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山东解放区曾经也有过一份《新华文摘》。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这段涉及解放区《新华文摘》的历史经常被忽略了,以至于很多读者根本不知道历史上曾经还有过一份名叫《新华文摘》的刊物。

据资料记载,山东新华书店编辑出版的《新华文摘》,创刊于1945年11月20日,停刊于1949年3月30日,总计出版过38期。著名世界语学者乐嘉煊的女儿——山东人民出版社的乐美素女士曾经对这段期刊历史进行过研究。据她介绍,山东解放区的《新华文摘》最初是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陈沂同志的提议而出版的;当时负责主持编辑此刊的领导人有周保昌、叶籁士、华应申;编辑有徐律、秦秋谷、严霜、殷国秀等人;美术编辑阿老(老宪洪),大部分封面设计为洛井(多为木刻)和阿老,后有胡考、陈叔亮、王文彬。不过,原华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宋原放先生在纪念徐律的文章中这么写道,“日本投降后,语言学家叶籁士同志主持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他出了一个好‘点子’,1945年冬创办了《新华文摘》半月刊,专门选载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报刊上国际、国内时事政治为中心的文章,很受广大干部的欢迎。”解放后,编辑部的华应申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经理;叶籁士曾任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辑;叶籁士的夫人殷国秀也到了人民出版社工作;周保昌于1960年代担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山东解放区的《新华文摘》(创刊号)上刊有《发刊小言》,简明介绍了该刊办刊的意图与宗旨,其中写道,“我们有些干部和群众……由于知识不足,接触的问题不多,尤其缺乏国际国内时事问题的参考的材料,所以就助长了我们在一个大变动的形势下掌握不住方向,小而使思想发生混乱,大而使工作遭受损失。”正是由于这一情况,“我们办这个刊物,目的也是在为干部的时事教育提供一些材料,使我们的同志从山东把眼光放大到全国、全世界,从自己的部门工作,接触到更多更全面的工作。”然而,“因为今天的环境,新材料的获得还是不易,因此,读者诸君不能希望过高,只能在这不易中多少给同志们供给一些材料,帮助同志们一些学习,使同志们去读本刊之后还不至于感到一无所得,那就达到我们的愿望了。”

当时的《新华文摘》办得很有活力、很有特色,文章也有一定的深度,所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与知识界人士尤其喜爱,毕竟能从中得到许多知识与信息,尤其在当时精神食粮比较匮乏的战争年代,更显得《新华文摘》的弥足珍贵。

尽管,从主管主办单位、机构人员设置、刊物内容等方面来说,现在的《新华文摘》不完全等同于解放区的《新华文摘》, 只是同名的两种不同杂志,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办刊宗旨与意图的一脉相承,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出版传统、出版精神与出版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出版的手段实现对社会责任与中华民族利益的历史重任担当,向后人展示了出版的重要价值。

《新华文摘》的30年发展简史

目前广为人知的《新华文摘》在最初的1979年-1980年都叫《新华月报·文摘版》。值得一提的是,当初“读书与出版”的题头,是老画家丰子恺先生题写的。但是,1979年1月的时候,丰子恺老先生已经去世,编辑部为了纪念美术界的这位老前辈,特别制版刊出“读书与出版”的题头。而目前《新华文摘》上的“读书与传媒”的题头是由当代著名书画家黄苗子先生题写的,“漫画之页”栏目则是隔期交替使用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与方成两位先生分别撰写的题头。

1981年第1期的《新华文摘》是《新华月报(文摘版)》改名为《新华文摘》之后的第一本杂志,这期杂志上“编者的话”这么写道:“《新华月报(文摘版)》创办两周年了。从这一期起本刊改名为《新华文摘》,篇幅和定价等都不变。我们希望把它真正办成‘杂志的杂志’,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浓缩的小型阅览室。”

从栏目的设置方面来看,2004年开始改版为半月刊的《新华文摘》,囊括的栏目比以前更多更科学了。政治、新华观察、哲学、经济、历史、文艺作品、美术与漫画之页、文艺评论、人物与回忆、教育、科学技术、读书与传媒、论点摘编等是上下半月均设的13个栏目,而法学、文化、管理栏目与社会、国外社会科学、学术动态栏目是上下半月交替出现的栏目。从编辑手段上来看,改版后的《新华文摘》尤其善于运用“专题”、“相关链接”、“回溯文章”等不同的文章组合表现形式,以便为读者呈现一个学术问题或思想问题的多面性。“专题”一般至少由两篇以上的文章组成,来自于两个以上的文献出处,“专题”名称一般是由《新华文摘》编辑部编辑拟定的。“相关链接”基本上是围绕中心议题而有目的有选择地摘编背景知识、各方反馈、资料索引等作为所选文章的补充。“回溯文章”则是从选摘当下的文章延伸到对过去的经典文章的转载,以旧文新摘的形式体现学术研究的连续性和纵深性。总之,从本质上来说,《新华文摘》以栏目的不同设置、编辑手段的不同运用作为内容结构的表现特征,集中体现了选编者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最终体现了《新华文摘》的独特价值。

可以说,经过几代编辑人员的不懈努力,《新华文摘》形成了“博、大、精、深、新”的独特风格,也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1999年、2003年、2005年,《新华文摘》先后三次荣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期刊最高奖——“国家期刊奖”或提名奖,2011年又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尽管众所周知的是,从创刊伊始截至2011年8月底,《新华文摘》已经出版了484期,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如下的惊人数字呢?我们编辑部每个月订阅了大约1500余种的报刊杂志,这其中还不包括各报刊编辑部邮寄赠送的近500余种报刊。合计484期的《新华文摘》,总共转载了28000余篇文章、27000余条论点摘编和4500余幅美术作品,总字数达到2.3亿,总发行量在6750万册左右。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新华文摘》1989年第7、8期合刊出版,此合刊号是自创刊以来出版的唯一一本合刊号,而1999年1月起开始出版发行的大字本《新华文摘》与原来小字本的《新华文摘》在内容上完全一致,只是为了照顾中老年读者而在字体上有所差异罢了。

读者眼中的《新华文摘》

1999年《新华文摘》创刊20周年时, 曾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广告以征集广告词。这次征集活动共收到有效来函2316封、8800余条广告词。读者的喜爱度与参与度之高可见一斑。评委评出的广告词中有三条分别是:“聚焦学术动态,展现百家风采,一刊新华文摘,承载整个时代”;“天下文章可圈可点,新华文摘可读可藏”;“读新华文摘,品天下文章,把时代脉搏,尝百科奇葩”。可以说,这些集中代表了《新华文摘》在读者眼中的品牌形象, 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新华文摘》作为资料库、思想库的重要特征。那么,《新华文摘》的读者到底都有哪些人群呢?

据不完全调查,长期以来,《新华文摘》的读者群相对比较稳定,主要是党政机关干部、社科理论工作者或关注者、高校教师及该类人群的离退休人员。近百万的读者中既有党政机关的高层领导,也有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还有众多知名的媒体人士。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眼中的《新华文摘》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他们是怎么评价《新华文摘》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长期关注《新华文摘》的发展。他在1999年祝贺《新华文摘》创刊20周年时写道,“《新华文摘》是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优势的。比如它的庄重、大气,它的权威性、思想性,它的知识性、资料性,它包容的信息量,等等。总之,它是一份具有较高文化含量的刊物。”在2003年2月24日视察中国出版集团时,他表示对《新华文摘》寄予厚望,并提出了新的希望,这也才有了《新华文摘》2004年的改版。2004年新春伊始,《新华文摘》迎来了300期,云山部长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并希望《新华文摘》“精心策划,精选精编,精益求精,办成精品。”2004年8月,云山部长对《新华文摘》又作了重要批示:“导向正、基调好、高品位、高质量是《新华文摘》追求方向,要经得住诱惑,不可浮躁,扎扎实实办刊物。”他在2009年为《新华文摘》创刊30周年时题词写道,“荟萃时代精品,凝聚人文精华”。据知情人士透露,云山部长还亲自创办了被部分学者称为“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新华文摘’”的《学习活页文选》,深受各级党委理论中心组的喜爱。我曾就《学习活页文选》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向云山部长汇报过7点建议,并得到部长的批示。此后,我撰写了2万余字的、题为“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好帮手”的文章,对《学习活页文选》的定位、特点、内容等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是人民出版社的直接上级主管领导,也是《新华文摘》的忠实读者,更是多次在不同场合向新闻出版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推荐《新华文摘》,在2009年的题词中他希望《新华文摘》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海纳百川,永远卓越”。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曾经是《新华文摘》的忠实读者,甚至于1982年6月还给编辑部写信提出了自己的宝贵意见。他在信中是这么写的,“我不知道中央给《新华文摘》的任务是什么,我自己从阅读中得到的体会是:一月一次的学习文库,对象是有中学以上水平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现在中央十分重视干部的经常学习,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新华文摘》可以为此作出很大的贡献。办得好,成为干部自习的必读书刊,人手一册,每期发行量可以到几百万。如果真是这样,我对如何办好《新华文摘》可以提一个建议,增加科学技术方面的比重。我们的广大干部对现代科学技术不很熟悉,常识性的知识都比较缺,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但现在的《新华文摘》科学技术的篇幅太少,不到十分之一……我建议调整比例。”

2005年3月的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我联系众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联合“新华网读书频道”开展“给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推荐好书”活动。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金碚研究员在推荐《新华文摘》给全国两会代表委员阅读时写道,“《新华文摘》是我国最有影响力的文摘类期刊。该刊通过精粹文章的选编汇集,集中体现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态势。各领域的内行读者可以了解本行业的专业动态及社会反响;外行读者则可以了解相关或感兴趣领域的发展概况。《新华文摘》是一个精选信息的园地,集中展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成果。一册在手可纵览全局。因此,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阅读《新华文摘》可以实现高效率的学习和知识浏览,以较少的时间获得大量的有效信息。总之,《新华文摘》在文山书海中进行百科全书式的优选、汇粹、精炼,攫取珍宝,就像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川流不息的知识江河,成为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流。”

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说有记者提问白岩松,他是如何做到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思路清晰、反应迅速的。当时,白岩松回答,“我每天买报纸,业余时间都用于读书看报,这些积累是工作的基础。但这还不够,到具体操作时,还要阅读大量资料。比如做人大、政协会的10场直播前,我读了从1992年到当时的所有《新华文摘》。”这也就道出了《新华文摘》对媒体从业人员有着重要的工具书帮助作用的。

《新华文摘》也策划出版图书

无论是解放区的《新华文摘》编辑部还是目前的《新华文摘》杂志社,都在正常编辑出版期刊之外,策划出版了一些优秀的图书。比如,山东解放区的《新华文摘》编辑部就曾经策划出版了一套“新华文摘丛刊”的图书,包括《马克思主义与美国“例外论”》(威廉·福斯特著)、《游美印象记》(爱伦堡著)、《美国政党内幕》(符龙斯基著)等翻译小册子。

在进入新华文摘杂志社工作3个月之后,我已经熟悉掌握了各个栏目的编辑流程,高强度的、多学科的广泛阅读,更激发我产生了很多新颖的创意想法。在阅读完近100万字的图书策划资料之后,我开始邀请时任美国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博士为中国青年写本书,因为我判断市场上缺乏一本高质量的超级畅销的励志书,恰好当时的李开复已经在部分中国青年学生中具备了初步的影响力,具备写作畅销书的潜力。此后,经过几十次的磋商协调,在人民出版社黄书元社长和任超副社长的大力支持下,新华文摘杂志社具体运作这本图书。2005年9月底,由前国务委员宋健同志撰写序言、由贾兰担任责任编辑、最后由我定名为《做最好的自己》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在那紧张的10个月内,我不仅全程参与了图书写作大纲、章节内容等方面的修改与完善,也完全参与到图书的版式设计、印刷包装、媒体宣传、图书发行等所有环节。功夫不负有心人,截至2011年8月,包括中文简体版、中文繁体版、韩文版等不同版本在内的《做最好的自己》已经销售了150万册,创造了人民出版社历史上一般社科类图书的销售新纪录。

除了这本标杆性的图书之外,我还分别于2006年2月策划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研究员主编的、报送国务院领导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参考的《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在新华文摘杂志社黎松副社长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们于2006年4月一起合作引进出版了《开创蓝海:15个台湾企业开创新市场的成功故事》,作为“新华文摘学术文库”的第一本图书;并以图书为基础,邀请图书作者录制了《开创蓝海:中国企业发展的创新与实战策略》VCD产品。更加创新的地方在于,我们成功策划举办了新华文摘杂志社历史上第一次为企业家及企业管理层举办的2006中国企业创新高峰会。2007年5月,我策划出版了著名传记作家、人民日报社李辉编审撰写的、作为新华文摘杂志社又一品牌图书的、后来获得2007年度十大好书奖的《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

在《新华文摘》创刊30周年之际的2009年,编辑部多数同事群策群力,根据2000年-2008年《新华文摘》杂志已经刊载的内容,按照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艺评论、散文、文化、人物与回忆、教育、新华观察等10个类别再次筛选出一部分文章,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新华文摘精华本》,作为《新华文摘》创建30周年的纪念品。上述的一系列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图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我们在选摘选编文章过程中所形成的副产品。

以上所写的,仅仅是我个人所经历的或者我所了解的部分点滴故事,挂一漏万的在所难免,毕竟更多的涉及《新华文摘》的有趣故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挖掘故事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传统、继承传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服务作者。不管怎样,我最希望的是,能有更多的知情人士和大家一起分享《新华文摘》成长过程中的酸甜苦辣故事,希望大家能对《新华文摘》这本综合性的刊物有进一步的、清晰的、准确的认识,然后去浏览、阅读、喜爱这本具有收藏价值的“杂志中的杂志”。

(作者单位:新华文摘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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